“‘海归’要做聪明人”

“我身边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海归’朋友，聊到创业，很多人表示，最影响他们创业心态的，还是家庭。”

说上述话的人名叫柯向楠，20年前赴葡萄牙留学，现在已是常州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谈起回国创业，他动情地说：“老一辈的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比较优越，有事业，有房子，有车子，却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在我所接触到的留学生圈子里，80%的人希望回来，中国人‘寻根’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生俱来的。”而说到创业中遭遇的困境，他表示，只有生活上适应了，心态才能放平，调整好了心态，创业才能有保证。对于比较年长的“海归”来说，回国创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是生活。

柯向楠惋惜地说，“一些老‘海归’虽然自己回国了，但家还没有完全回来，老婆孩子都在国外，形单影只的孤独导致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打退堂鼓。‘海归’创业的物质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它们一个是支架，一个是灵魂。归国人员的家庭安置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此外，有些海归由于旅居海外多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渐渐淡化，创业时容易陷入偏离市场需求并与国情相悖的尴尬境地，往往成为创业过程中的硬伤。而无法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氛围，不会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则是“海归”创业者的另一种隐痛，导致“存活率”不高。

“‘海归’要做聪明人，回国后要快速适应这里的氛围，学会跟团队成员打交道，跟工人打交道，跟市场打交道，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媒体打交道……不能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的‘海归’，是‘活’不下去的。”柯向楠坦言。

夭折在襁褓中

目前，不少开发区、高新区甚至大学纷纷推出留学生创业园，但由于缺乏一整套科学的项目评估机制和有效的融资渠道，结果造成很多“海归企业”存活率不高，不少处于艰难挣扎状态。

2006年回国、曾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建过一家光电系统有限公司的德国“海归”陈秉然，在创业3年之后黯然离去。之所以如此，融资难是主要原因。陈秉然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我的企业是一个可以做到两个亿的大企业。然而，需要资金投入，却借贷无门。目前想在国内贷款500万元都难上加难。”

确实，在中国，像陈秉然这样苦于借贷无门的“海归企业”很多。由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及时补给，在襁褓中它们就夭折了。

在使用海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方面，中国采取了鼓励甚至宽容的态度。由于留学生的知识和才能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的专业人士和学者都受到热烈欢迎。中国还开始向在华工作和经商的外籍华人颁发永久居留证，让他们享有申请创业基金、孩子接受教育、购买房产、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

但是，这些政策往往还都不具普遍性及延续性。

可以说，一方面，中国大力吸引“海归”，另一方面，在“海归”扶持方面又存在一些不如人意之处。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首先，应该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为海外归国人员服务的协调机构，切实维护“海归”人员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海归”人员在日常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由协调机构负责建立统一、权威、便利、高效、信息丰富准确的海外归国人才综合性信息数据库。在优惠政策、就业指导、技术发展等多个方面向“海归”们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同时也为国内企业提供“海归”人才信息库，力求做到双赢；其次，对于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及时废除，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选拔任用机制，逐步打破身份、户籍、学历限制，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营造人才进出无限制、“零障碍”的流动环境，充分实现“海归”的人才价值。

不能在引进来的时候，胡乱允诺，引来以后，“成为自己人”了，就不再重视了。制度建设比信口允诺更有利于人才的回归。或许，建立一个系统的、完善的留学人员回国政策，将会对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乃至顺利实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