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北大：父母教育孩子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梦想北大夏令营提醒家长人是活在现实情境下的人，于是所有利与害的现实元素都需要在几十年的范围内做评估。超出生命长度范围的，基本不构成实际影响。

    梦想北大夏令营提示各位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我们谈教育孩子，离不开现实因素，大体上必定是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来栽培孩子的未来。

    人是活在现实情境下的人，于是所有利与害的现实元素都需要在几十年的范围内做评估。超出生命长度范围的，基本不构成实际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走得好和不好，主要是依据了当时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利害导向。但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变化的可能考虑进去。

    比如说解放前你出生在大地主家庭，这个背景本来是优越条件，可是到了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地主出身变得人人喊打，价值标准成了越穷越光荣。

    以前读书好可以升官发财，可是五六十年代当官的标准变化了，那时候不怎么看重读书成绩，主要是看你的出身红不红，心忠不忠，有多忠？

    六十年代的那群孩子不读书去干革命批斗老师推翻旧世界是光荣的，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标准变了，他们的黄金年代书没读好悔恨事做尽，唏嘘一辈子。

    七八十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可是九十年代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价值标准开始往钱看。

    九十年代教师们纷纷往外跳，可是现在大城市教师职业的收入非常高，又成香饽饽了。

    这就说明哪怕是在几十年的期间内，社会价值标准也会像地震那样剧烈摇摆。摇摆对于大地来说只是扭了一下腰，但是对地上的生灵来说可就颠覆一生了。

    在剧烈摇摆中，一代代父母们伤心，又一代代父母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我们的苦走得比较顺？

    事实上，人的教育成长就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对于社会来说，个人是一枚螺丝钉是工具，微不足道。对自己而言，才是无比崇高的生命精灵，世界有价你生命无价。而在这两股价值的矛盾交错中，教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同样作为工具，一枚钉子和一把锤子的价值是不同的；一把锤子和一只机械手的价值是不同的；一只机械手和一台车间总控电脑是不同的。一台电脑的价值和一个操作键盘的人是不同的。

    工具有价值高低之分就有选择的实际需求。我们希望孩子做什么样的工具，就决定了我们送孩子进什么样的车间被加工打造。这并不荒唐。

    有父母送孩子到英语学校就是权衡选择的结果；父母争取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也是一个权衡选择的结果；父母指导孩子报考哪一门大学专科更是车间选择。最后拿了合格证出厂了，就是一枚成品工具。做工具在这里并没有贬义，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可是在孩子这种原材料变为成品之前的选择，却是父母们应该最为慎重对待的。教育大体上分为三种：一种是父母毫不关心，完全委托学校进行加工；一种是父母和学校一起加工打磨；还有一种是不进学校完全由家庭来完成。其他极端的情况暂时不去讨论。

    第一二种情况最为普遍，送进学校加工，最终能得到合格证被选用。第三种不送进学校的情况万分之一是反抗学校机器的异类天才，绝大部分是乡村里不是不想而是上不起学的孩子。

    学校教育的性质无疑是一种公共服务。不是说它像简易公厕那样不收钱，而是说它对所有原料实行一种流水作业低成本生产，提供一种相对于vip的大众化服务标准。它的图纸和机床都是限定了尺寸规格的。只有少数有幸被送进设计研究所的原料有幸被加工成形状各异的个性产品。

    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自己不操心教育的父母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所以得到的是一种随潮流大众化的产品。这些孩子出厂后被打上了显著的生产批号和产品规格，质量挺稳定的，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都符合设计标准。可是大众化的产品虽然成本低廉，却容易成为政策的牺牲品，在“人才”和“废品”两种天壤之别的标签中身不由己。

    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学校的生产线是为政策调控服务的。举例说：政府是包工头，学校是工地旁边的工棚，也是包工头的小舅搭建的，专门负责为工地作业加工各种所需的部件材料。包工头聘请的总工程师说我们现在要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大剧院，需要大量使用琉璃瓦，于是数以万吨计的泥巴原料被拉进工棚的生产线，从泥巴变成一箱箱瓦片，并且被打上“人才”的商标，喜气洋洋地被贴在各个犄角旮旯。

    可是过了不久总工程师死掉换人了。新的工程师对包工头说：这种建筑风格太过死板守旧，我打算给你盖一座宏伟的歌德式殿堂，让别人夸您特有品位。包工头一乐，好吧，按你的意思办。于是那些已经被贴上以及还在生产线的半成品一夜之间都成了废品。这些“人才”牌碎瓦片抗议，工程师站在工地高处激昂地发表演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你们已经给祖国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大工地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请大家鼓掌！于是工地上大伙儿都热烈鼓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了。

    工棚也早已开始改图纸调机器，将源源不断送进来的原料加工为歌德式建筑需要的大砖，出工棚时毫无例外地贴上“人才”牌的商标。（忘了告诉大家，这个工厂叫做“人才工厂”，“人才”是他们产品的统一注册商标。你们的孩子如果不经过他们的机床就不能够称为“人才”，否则会构成侵权的。）从来只见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那些“人才”牌砖头欢声笑语自信满满地走上了各个犄角旮旯。

    过了不久，总工程师到爪哇国参加了研讨会，回来后对包工头说：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是超现代风格建筑，特高科技特眩的那种，您不拥有这样的建筑就不足以展现您新时代大包工头的风范。包工头一乐，好，依你的意思办，拆了重建。于是那些还没在碎瓦片面前展现优越感几天的砖头们，也被敲碎了废弃在工地旁。“人才”牌砖头们抗议，工程师站在工地高处声泪俱下地发表演说：砖头们啊，俺当这个大工地的总工程师很不容易呀！那么多原材料堆在工棚外的马路边，占据了马路的一半，我们不想办法处理原料会被城管处罚的。再说，我们的建筑物越来越现代，大家也倍儿有面子不是？虽然你们下岗了，但是为了子孙可以享受更美好的未来，为工地的发展建设做出牺牲也是伟大光荣的。大工地不会忘记你们，堆放在马路上的泥巴不会忘记你们的！请大家鼓掌！于是工地上大伙儿都热泪盈眶热烈鼓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了。

    工棚又麻利地开始改图纸调机器，将源源不断送进来的泥巴加工为大玻璃鸡蛋剧院需要的玻璃幕墙，出工棚时毫无例外地贴上“人才”牌的商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些“人才”牌大玻璃以非常现代感的步伐自信满满地贴在了各个犄角旮旯……

    再后来，那一大堆废弃在工地旁的瓦片砖头也为人父母掉泥巴了。他们中先聪明起来的一部分会想：如何让咱家的泥巴不会被这么残酷地折腾？

    当年的知青无限光荣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奉献青春干革命。到了九十年代，缺乏文化教育的他们成为率先下岗的牺牲品。

    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初，考中专是很热门的，录取分数和市重点高中一样高。造成这种中专抢手的原因是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是包分配工作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村城镇居民就业权利等差距，使上中专成为农村孩子跳出农门改变家庭命运的生死一战。那时初中的优秀毕业生几乎都考中专了，其中不仅仅是农村的孩子。我的同学说，他们中专同班同学几乎都是全县的前几名。大部分是独木桥上的优胜者。

    可是这批人工作后没多少年就被如潮涌般的大学生挤到最边缘。他们咬牙切齿悔断肠子，当初干嘛不考大学去？当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自强不息，在岗深造，有屹立不倒的。

    每一代人的身上都有相似的故事，生活中时空错位悔恨交加的事例满地都是。

    不必愤怒，愤怒是对自己天真的嘲弄。懂得务实思考的人应该明白政府就像是一个在陶艺店玩泥巴的孩子。他随意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如意了就往旁边一仍，作废。重新再拿一团泥巴继续玩。因为作为原料的泥巴太多了，他用不着去为那些浪费了的泥巴伤心。只有泥巴自己为自己伤心，可是玩泥巴的孩子不会考虑泥巴的情绪。

    所有这些被时代被政策所牺牲掉的个人就是那些泥巴而已。

    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是人们生存选择的本能。当初听政府的话奉献青春建设祖国是对的，今天祖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新一代的人才而自己技能落伍下岗也是对的。每个人在每一个所处的情景中做出当时合理的选择，谁都谈不上对错。在政策下的每一个人都是工具，政策看工具是不带感情的，只有工具才把自己当人看╠╠现实就是：只有你最关心自己的孩子。

    这些在残酷经历中走过来的父母们，如何思考“教育”？

    客观地看：说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成长也好，说父母帮孩子铺设什么康庄大道也罢，无论你变换多少种说词，人要接受“教育”塑造的本质变不了，教育塑造结果决定了人生走向的定律也变不了。只是这种“教育”或者“塑造”的内容方式成分可以随你选择改变。是好是坏那就要看参照标准和技巧的高低了。

    对与错先放在一边不谈，现实情况就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生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些说“我不管孩子，让他自由快乐地成长”的父母其实还是在用“不管”来“管”的一种方法而已。

    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之前父母就要思考方案，要整理出一套连贯的思路。先后次序有条不紊。

    所以作为父母考虑孩子教育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怎样把孩子带上一条好路？什么是“好”？

    既然社会标准的剧烈摇摆更迭是不可预料的事实，如何能让我的孩子尽量不被淘汰为废品？。

    究竟什么才是人一生中最核心的竞争力？

    如何使孩子在任何变动的环境中最大可能地保持竞争优势？

    如何让我的孩子找到并且拥有这些核心竞争力？

    这才是父母们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必须务实面对的首要问题。今天，您想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