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一套80平方米两居室住25个人”的新闻，再度引发公众对于群租的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群租住房现象在一些地方尤其北上广等大城市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治安、消防、安全隐患。如今，北京发布新政，对出租房人均面积、居住人数、限制条件进行细致规定，意图从根本上遏制群租现象。

　　对于群租房周边居民来说，政府立规禁止群租或许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城市的夹心层来说，这却无异于晴天霹雳。谁不想住的舒服一些？只是囊中羞涩的他们，既不符合政府廉租房的资格，又无力独自承担高额的租金负担，群租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禁止群租看似在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序，维护广大租客的权益，但如此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如同“何不食肉糜”般，缺乏起码的人性温度。在新浪网推出的调查中，超过六成网友表示反对。

　　除了不近人情，禁止群租还有悖法律法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更进一步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出租房屋是不动产所有权人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业主可以出租给一个人，也可以出租给多个人，这是他的自由和权利。有关部门禁止群租，涉嫌公权侵犯私权，属于违法行为。

　　现实生活中，群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回避，但群租本身并没有原罪，问题的根源在于，随着群租现象的兴起，有关部门的管理并没有与时俱进。等到问题大规模爆发出来后，又想通过禁止群租快刀斩乱麻，一了百了，这样的管理是彻头彻尾的懒政思维，“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事实上，群租问题并非无解。在美国，邻里纠纷不用诉诸法律，只要拨打“911”报警电话就行，警察一般会在3分钟内出面干预。所以，群租者都生活得小心翼翼，很少惊扰邻居，有些邻居甚至对旁边的公寓住着几十名群租者浑然不知。在我国香港，面对长期困扰香港的“笼民”问题，政府部门并没有简单地取缔床位寓所，而是颁布《床位寓所条例》，通过立法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卫生或楼宇安全的最低标准，规范“笼屋”居住条件。同时，加大公屋供应力度，协助笼屋居民尽快上楼改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北京禁止群租，恰恰缺少了这种规范与疏导并举的管理智慧。

　　一纸群租禁令，将政府部门置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对立面，也注定让公共决策从一开始陷入执行难的尴尬。到头来，很可能增加了不少管理成本，非但解决不了群租乱象，还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居者有其屋乃民生之本，要想在租客权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还得有关部门在合法合情的前提下，拿出大智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