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争相欢庆日本投降

　　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前一小时，中国政府正式出面表态。蒋介石穿过狂欢的人群，亲自前往重庆广播电台，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发表了广播演说。

　　9月3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同一天，延安万众欢腾，宝塔山下，延水河畔，掀起了狂欢的浪潮。入夜，游龙般的火把、窑洞口的灯光，使延安像开满了鲜花一般火红艳丽。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各界放假3天，庆祝抗战胜利。两天后，延安各界两万多人集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用激动的声音宣告：“我们中国和日本50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已清算了。我们已得到了胜利！”15日，在关岛的美国海军上校埃德温·莱顿走进他的上司、太平洋地区美国军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的办公室，告诉尼米兹日本投降了。尼米兹并没有表现得过分激动，他只是平静地笑了笑，但此刻的微笑已经表达了无限的喜悦。

　　同样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也传到了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上将那里，此时他正在位于日本沿海的旗舰“密苏里”号上。哈尔西的反应跟尼米兹正好相反，他大声地叫了声“好！”然后拍了身边所有人的肩膀。欢乐和激动过后，哈尔西下令升旗，出于安全起见，他还命令部下“监视并击落所有的窥探者———不要报复，而要使用友好的方式”。与此同时，哈尔西的整个舰队不约而同地举行了庆祝仪式。甲板上的船员们，在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中跳起了舞，他们互相拥抱，大声欢笑。“每艘军舰都打出了自己最大的军旗，”

　　一位亲历这个场面的军官说，“人们互相比，看谁喊得最响亮。”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世界不同的抗日战场上，各个国家和军队都举行了热烈的狂欢庆祝活动。

　　狼狈的日本代表团

　　在中国境内，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日本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停止。8月16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这是决定关东军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围绕三套方案展开了激烈争论：第一，作战到底；第二，继续战争，在有利条件下停战；第三，立即停战。会上同意第一种方案的人占多数。

　　在此情况下，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作为军人，我们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颅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说：“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命令，停止作战并同苏军交涉。

　　8月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第二天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还在这里俘虏了末代皇帝溥仪。8月22日，哈尔滨日军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1945年8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16日，已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向东京广播说，盟国已经接受了日本的投降条件并要日方派遣代表团到菲律宾。麦克阿瑟对日本的负隅顽抗抱有警惕，他告诉日方代表团，要把日本所有的防御计划带来。作为交换条件，美方将详细说出将来的占领条件。对此，一向趾高气扬的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拒绝参加会谈。无奈之下，他的副手河边虎四郎不得不代表他参加。8月19日的清晨，两架三菱轰炸机载着河边代表团从东京出发，经过12个小时抵达了马尼拉。

　　当日本代表团从尼科尔斯机场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被人群包围了。无数愤怒的士兵和平民向他们发出一阵阵嘘声，照相机狂乱地拍照就像“机枪射向怪兽”。当车队经过马尼拉的途中，许多马尼拉人不断地咒骂着，

　　高喊着，甚至还有人向汽车投掷石块，因为这些人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耻辱，无法忘记日军丢弃马尼拉之时带来的灾难。当天夜里，日本代表团被带往霍尔市与美国代表举行首次会谈。他们在入口处解下剑，在护送下走进二楼的会议室。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将军等在那里。麦克阿瑟当天拒绝接见日本人，他说直到日本人实实在在投降的那一刻他才肯见战败者。萨瑟兰用很严肃的语气宣读了总命令第一号：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日军向苏联人投降，在印度支那、台湾和中国的军队向中方投降，除此以外的所有日军向美国和英国投降。

　　当美国人宣布将在8月23日在东京的厚木空军基地登陆时，刚才还故作镇定的河边再也忍不下去了：“日方诚挚地建议你们不要那么快登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国内处理一些问题仍有麻烦。至少需要10天进行准备。”但萨瑟兰对于河边的抗议没有任何回应，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将在8月26日亲自登陆，接受日本随后的投降。

　　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凌晨4点钟，日方终于满足了萨瑟兰的要求，将日本军事力量的细节基本交待完毕。至此，河边代表团终于完成了艰难的任务，萨瑟兰也对与日方的合作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