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三次返乡的故事

　　1951年5月，离家32年的文年生回家探亲。当他来到岳阳县城时，看着当年他曾流浪过的县城，感慨万千。岳阳是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也是洞庭湖区与长江中游著名的商埠与港口城市，历来较为繁华。由于是兵家必争战略要地，屡遭战争蹂躏。文年生回乡时，县城城市建设尚未完全恢复。文年生看后，对陪同的县里领导说：“一定要做好城市的恢复工作，要让人民有房住，有饭吃。”

　　当时，有关部门决定在岳阳修建一座大型军需工厂，这也是岳阳千百年来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工厂，厂址选在岳阳楼东面的城区。因建设需要，要拆掉几条街巷，搬迁几百户居民。文年生此次回岳阳，一是探亲，二是视察这个军需工厂的建设情况。在县里主要领导与工厂筹建领导小组领导的陪同下，他来到工地，听取了有关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了拆迁现场。他一再对陪同的地方与工厂领导说：“要加紧工程进度，争取早日建成，早开工，部队建设和抗美援朝前线都需要大量的军需装备。同时，也要妥善安置好拆迁的群众，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之后，他应县委领导之邀，为即将修建的岳阳县革命纪念亭题写了“革命烈士是人民胜利的先驱，死者精神活在人民心中”的题词。

　　当他启程回家时，县里领导及闻讯赶来的区、乡领导等要陪同前往，被他拒绝。他说：“我是回家探亲的，不是回来光宗耀祖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搞那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的事。”5月的新墙河畔，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和煦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清新的空气，啁啾的鸟鸣，透露出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踏上文家屋场的小路，看见故乡熟悉的山川丘陵，阡陌田亩，屋宇房舍，一种难以掩饰的激动之情在他的胸中奔涌。32年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曾多次在北国的山岭上翘首南望，思念故乡、亲人。今天，远行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怎能不令他激动。

　　听说少小离家出外当了大官的文年生回来了，文家屋场轰动了，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着乡亲们那亲切的面容，听着那熟悉的乡音，文年生高兴不已。他用带来的糖果、香烟招待兴高采烈的乡亲们，向他们问寒问暖。问家乡的情况，问春插完成没有？问往年的收成怎样？问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共产党的政策好不好？土改后，各家各户分了多少田、多少房？一位地主出身的本家兄弟文琴南来看他，他问道：“你屋里还有多少地呀？多少房子呀？解放了，地要给人家种，房子要给人家住，要靠劳动生活。”

　　接着，他又到姑父瞿海平所在瞿家屋场访农户、走亲戚。他在走访当地困难户时，看见特别困难的，就给点钱，他对他们说：“我虽然当了共产党的官，但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贴，不能给乡亲们帮多大的忙，你们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生产，勤劳致富。”

　　姑父瞿海平见当了大官的侄儿来看自己，非常高兴。尽管文年生无论怎样也不喜欢这位当年刻薄待他的姑父，但出于尊重长辈的缘故，他还是送了姑父一件羊皮袍子和许多橘子、香蕉。一辈子未出远门的姑父见到这些从未吃过的水果，喜出望外。逢人便说：“当年我一尺把他打出去，冒想到竟打出了一个将军。”别人说：“你还一尺打出了一件皮袍子呢！”由此，文年生是被一尺打出的将军便传遍了整个岳阳县。

　　回到文家屋场，小弟文庆祥用家乡的饭菜招待文年生。吃着这久已未尝的家乡风味的饭菜，不竟又使他想起了父母，但父母已在20世纪40年代初便已去世，大弟也不在了。当天晚上，兄弟俩高兴得讲了整整一夜话，叙说着32年来的离情别绪及思念之情。弟弟提出要跟他出去干事，他婉言拒绝了弟弟的要求：“你没有文化，年龄又大了，还是种田好。你有一个当官的哥哥，人家没有当官的哥哥又怎么办？”

　　第二天，在弟弟的陪同下，他来到冯家园父母的合葬墓前，默默地肃立着，向长眠地下的父母致哀，然后与弟弟一起为父母的坟墓培土除草。当于下午，他便告别家乡回了长沙。

　　第二次回乡

　　1961年，正是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时任广州军区常务副司令员的文年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级干部要下去调查研究的指示，第二次回到家乡。

　　当时，岳阳县城到筻口镇已修了公路，急于进行调查研究的他在离家3公里远的龙湾公社门口便下了吉普车。他先到公社了解情况，然后去筻口镇，与区、社干部进行座谈，了解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小弟文庆祥听说他回来了，立即带着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赶到筻口镇，并要他回家看看。他对文庆祥说：“我这次是来搞调查研究的，是出公差，不是办私事。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就回家忙活去吧！”文庆祥提到家里生活困难，想要老二跟他去广州读书。文年生当着区、社干部的面对侄儿说：“你家有一个当官的伯父，别人没有当官的伯父又怎么办？”就这样硬是将弟弟与侄儿“赶”了回去。

　　文年生原则性很强，那时县里领导曾多次请他为家乡解决一些紧缺物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些物资都是国家计划物资，需国家统一调拨，我不能特殊。”但他对关系到家乡农业生产的水利建设、运输设备却十分关心。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遭遇严重干旱，几十天未下雨，田地干枯龟裂，眼看当年的粮食生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社员们心急如焚。此时，正好他回乡调查研究。他看到如此严重的旱情，便对筻口区委书记毛致用说：“要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人力，组织抗旱。”并问：“能不能将新墙水库的水引过来。”毛致用回答：“距离10多公里，还隔着新墙河，修建水渠费用太高，引不过来。”文年生说：“引不过来，可以在这边修水库嘛！”根据他的指示，县委决定在荷花垅修建一座中型水库，以方便这一带的农田灌溉。文年生还立即到省里为他们立项，争取了一笔拨款，使水库得以顺利开工，为当地几万亩农田解决了灌溉问题。

　　这之后的1963年，新墙河两岸的农田又遇到几十年未见的干旱。县、区公社抽调几十台内燃机投入抽水抗旱。但每台内燃机需用木炭启动，每台每天要消耗木炭50多公斤，20多台机子每天需要1吨多木炭。且木炭需从渭洞、月田等山区运来，农村供销社当时尚无汽车等运输工具。灾情紧急，考虑再三，新墙区委便派李熙楼、高叔如专程去广州找文年生帮忙解决一台解放牌货车。文年生既考虑到军队的规章制度，又考虑到家乡的实际问题，与后勤部交涉，花1万元为家乡改装了一台嘎斯车为家乡人民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当李熙楼等人将带去的狗肉、黄古鱼、腊猪肉、牛肉、黄豆等送给他，以表达家乡人民的心意时，文年生执意不收，后见盛情难却，便说：“家乡的礼物代表家乡人民的心意，我收了。我对你们表示感谢！但钱一定要付。”

　　这次文年生回乡，县里领导陪同他看了一场家乡的传统戏巴陵戏。演出结束后，他接见了巴陵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并与他们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当时的巴陵剧团，演员们尚未转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编制，因而也就没有固定工资。剧团实行的是分账制，所得收入五天一分。每天演出排练由各人自带伙食费，实行煮大众饭，且每餐只有一个菜，生活十分拮据，文年生听说后，对县里领导说：“他们演戏同样也是为人民服务，生活如此困难，请县里帮他们解决一下。”第二年，巴陵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便被纳入国家正式编制，领取固定工资，没有了后顾之忧。一些老演员激动地说：“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戏子，经常有穿制服的军警看戏不给钱，还砸场子，我们看见穿制服的就害怕。今天，像文司令这样的解放军大官，对我们这么亲切，这么好！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事，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演戏，为人民服务。”

　　第三次回乡

　　1963年至1964年，遵照中央指示，文年生来到岳阳地区的湘阴县躲风亭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抽空第三次回到岳阳县。当时，岳阳县正准备在城南的南津港一带修建一条大堤，以便将南湖水与洞庭湖水隔开，以防御洪水从南面对城区造成的威胁。当时的县委书记毛致用正在为修建大堤日夜组织讨论、研究。文年生见他疲惫的样子，便问：“你晚上睡了几个钟头的觉？是在为南津港的事件伤脑筋吗？”接着，文年生又对他说：“可以把南津港塞起来，做一个大水库，用来养鱼、灌田、防洪……”毛致用听后说：“我们正是这样想的，一定按您的指示，尽一切力量把南津港大堤修起来。”当年上半年，县委抽调几万名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公社社员在南津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堤战斗，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将大堤修建完毕，为岳阳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