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年末，有一篇3000字的文章，让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焦点，上至各种级别的会议，下至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开始反思怎么做家长，怎么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怎么改革教育教学。这篇时隔一年才引起关注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写的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又给教育留下了什么？

　　让我们从1992年的一次少儿夏令营说起。

　　一个要吃苦的夏令营

　　1992年，关萌萌12岁了，小学毕业的关萌萌“想着终于可以出去玩了”，就报名参加了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就是“中日少年儿童联合探险夏令营”。1992年8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团中央与日本福冈蚂蚁蟋蟀游戏学校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联合举办。

　　杨金华从1973年就开始做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此时，他已经做了近20年的辅导员。“在玩和游戏中，自己去感悟做人做事的道理”是杨金华教育孩子的方法。

　　1992年六一前夕，当时在北京市三里屯三小（现为三里屯小学）做辅导员的杨金华，参加了一个会，被告知将开展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我们需要与草原上的动物比如蛇搏斗，需要与草原的天气搏斗，需要与草原上的走路搏斗。”杨金华记得当时的动员会上，是这么介绍“草原夏令营”的。对于这样一个需要“搏斗”、需要吃苦、安全性未知的夏令营，与会的各区代表，没人吭声。

　　“有意思，超出玩的范围！”这是杨金华的第一反应。于是，杨金华接下了这个“有意思”的夏令营，拿到北京15个孩子中的10个名额，成为中方学生的辅导教师。

　　10个孩子怎么选？杨金华有自己的方法。他把报名的15个孩子用车拉到了现在的首都机场的位置，让孩子们背着5公斤重的行李，徒步走回学校，中途还要做一顿饭。走到酒仙桥的时候，杨金华就让孩子们放开走，最先回学校的10个孩子，就是去参加夏令营的孩子。

　　1992年8月1日，关萌萌和其他14个北京的孩子，一起坐火车到了呼和浩特。这是关萌萌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坐12个小时的火车。当然，更多的第一次体验，是在草原之行中感受到的。每天要负重走近20公里，自己生火做饭，露营时搭第一次见到的帐篷，这些对于关萌萌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草原夏令营回来后，关萌萌变化很大。她明白了不是每个孩子都像北京的孩子有那么丰富的物质条件，也知道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在一个团队里面，不管自己多小，也要付出最大的努力。

　　当然，相比日本营员专业的露营设备、细节处的自我保护、严格的医务护理、对探险的前期心理准备，很多中国孩子相形见绌。抱着断带子的包，挎着有点漏水的水壶，听着完全不懂的日语……中国孩子就这样踉踉跄跄走到了终点。

　　这场夏令营给关萌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十几年之后，关萌萌再想起来，还觉得当时的经历对她自强、独立而坚韧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篇试图揭露民族未来隐患的稿子

　　这个夏令营，就是孙云晓的素材。

　　揭露隐患是孙云晓的初衷。“我将写作的视点定位在揭示民族未来的隐患上。隐患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又不容易被察觉。”孙云晓说。长达1万字的《隐患》和5000字的《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分别发表在《小溪流》和《少年儿童研究》上。“也许是文章太长了，也许是发表在儿童刊物上，总之都反响平平。”孙云晓说。

　　1993年3月，孙云晓经人介绍，认识了《黄金时代》的编辑陈锐军。《黄金时代》是一本曾经风云一时，由共青团广东省委主办、面向青年人的杂志。应陈锐军之约，孙云晓把稿子压缩成3000字，题为《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但也没有太作指望。

　　但是，当时杂志有的领导并不看好这篇稿子，经过陈锐军力争，勉强通过。

　　1993年第7期《黄金时代》波澜不惊地刊出了孙云晓的稿子，因为当时编辑部认为这不是重点文章，刊发的位置有点靠后，陈锐军心里多少有点遗憾。当然，他也完全无法预料，这篇排位靠后、差点被“枪毙”的稿子，在几个月后会引起如此长时间的讨论。

　　讨论的载体，源于《读者》。1993年11月，《读者》全文转载了《黄金时代》上孙云晓的文章，同时把标题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凭借着《读者》的良好口碑，加上修改后的响亮标题，全国刮起了“夏令营旋风”。

　　1993年11月25日，中国教育报一版头条全文转载《夏令营中的较量》，并配发时任总编辑俞家庆写的短评《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这篇报道，经过中国教育报的重磅推出，马上引起了全国各所学校的重视。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清华附中就将文章打印出来，每个学生发一份，请他们拿给家长看，并要求回执。孩子们也急于知道家长的想法，一家人常常在饭桌上就讨论开了。

　　在北京、山东、浙江、广东、河南、辽宁、四川、山西等地教育界，《夏令营中的较量》成了热门的讨论话题，特别是在中小学，一时间，各校竞相复印报纸，家长奔走相告。

　　羊城晚报也开辟了专栏，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17日的文章统计，已有约80家媒体转载、报道相关事件。

　　《夏令营中的较量》就像一根导火索，引发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

　　分歧中的共识：对孩子我们没有成见

　　提起1993年、1994年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的讨论，不得不提另一篇曾有读者认为是“护短”的文章，虽然作者表示初衷只是探寻新闻的真实性。

　　1994年2月，时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的何平平应邀参加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一个活动。活动间隙，大家闲聊，谈起了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夏令营，一个相关负责同志就说，事实不全像孙云晓写的那样。

　　出于职业记者的敏感，何平平立刻感到有必要弄清楚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孩子们的表现究竟怎样。就这样，何平平和同事连着采访了不少当事人。何平平认为，在夏令营中，中日孩子只是互有长短，而如果按孙云晓文章的方式，只片面地写中国孩子强于日本孩子的表现，也完全可以得出“中国孩子打败日本孩子”的结论。而中国孩子的闪光点，在《夏令营中的较量》文中并没有体现，那么即使孙云晓写的具体事实是有根据的，但在何平平看来“文章整体是失实的”。并且让读者认为中国孩子很不争气，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994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版，在头版整版刊出了这篇文章。稿件的标题是《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这篇稿件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亚于引爆了一枚地雷。

　　“果然是一整版如大字报一样的文章。”这是孙云晓的第一反应。孙云晓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夏令营中的较量》被认为是杜撰的，那岂不是说孙云晓欺骗了全国的读者？

　　孙云晓对于自己文章的真实性是充满自信的。他与自己的采访对象之一，当时的中方领队曹东新核实了相关事实，确认了主要事实都是有依据的。更为重要的是，孙云晓认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对教育危机整体上和本质上的准确把握，否则不可能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父母教师的强烈认同。

　　孙云晓马上开始准备写一篇文章反击。3月16日《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刊发在中国教育报上。

　　讨论中，双方作者都表示，对对方作者本人并没有成见，也没有宿怨，只是对新闻事件的探讨。何平平出于职业新闻人的习惯，希望同时也能展示事实的另一面，不希望展示的是“被裁减的事实”，而且认为新闻应该用事实说话，没有必要拔高和引申，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让孩子们快活的夏令营，甚至是分离时大家抱头痛哭的夏令营，最后上升到中国和日本将来谁打败谁的政治性主题。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心理不够强大。“当我们的民族心理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老盯着要和人家比个高下，要分出谁输谁赢，我们期待着自己用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何平平说。

　　而孙云晓则说，《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并未得出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结论，他只是出于长久以来对民族未来隐患的担心，略去了其他的事实，只选取了最能反映隐患的实例，目的是敲响警钟。

　　尽管孙云晓和何平平在教育观念和事实细节上有分歧，但也有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就体现在怎么看待孩子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问题不在孩子在社会。孙云晓说：“孩子们是可爱的，我对他们没有成见。孩子出现的弱点，板子是打在社会身上的。” 从讨论到实践，不在空谈在行动

　　除了社会媒体的讨论，教育界的讨论也是轰轰烈烈。整个讨论走向呈现三大趋势，即由讨论具体事实到讨论教育思想，由分析问题原因到采取务实对策，由教育界呼吁到社会各界联合行动。

　　讨论之外，当时不少地方也组织了磨炼孩子意志的远足活动。比如，山东滨州120个少年走向黄河口；山西“少年远征队”进发太行山；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小学生北极村冬令营”，10个孩子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茫茫雪原上负重前行……

　　不少学校也从对身体素质的反思延伸到对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

　　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课堂外丰富的社会实践，自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否则孩子们很难全面发展。可是，突破口是什么呢？

　　孙云晓的文章，让当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金初眼睛一亮。“有了孙云晓文章这个案例，就更好剖析了。”李金初说。

　　“孩子在广阔的天地里，失去了课堂上的那一点优势，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对自然的适应能力，都让人担心。”李金初对孙云晓文中提到的中国孩子的表现，并不吃惊。因为他对当时的教育环境非常熟悉。

　　当时是怎样的教育环境？李金初是这样回忆的：

　　首先是教育空间的封闭性，把孩子们关在一所学校，关在一个或者几个教室里，培养的空间很狭小，孩子们失去了与社会、与自然的接触。“今天不能走出校门，接触自然，未来能很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吗？”这是李金初当时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教育内容上的狭窄。只关注学科，而忽视了活动课程。只关注考点，孩子们就天天学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知识，生活知识很少”，这也造成了孩子们很难适应生活，很难在更宽广的知识中适应。

　　再其次是培养目标的机械性。当时的培养目标，多是“三好学生”，李金初当时就想：“为什么只能是‘三好’？”应该发展的优秀品质有很多。李金初并不赞成过分集中地集体培养，“当时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集体加工、工业化的管理，按照同一个模式塑造学生。”

　　最后是教育方法的保守。在李金初的记忆中，做教师的，多半是两种管理方式，“警察式管理”和“保姆式管理”。前者讲究纪律、安全、规范和服从，后者注重的是无微不至，“确实充满了对孩子们的爱，但是什么都包办、代替，也使孩子丧失了很多能力。”

　　从教育者的角度，李金初对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好，孙云晓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李金初也以此为由，提出了自己考虑良久的改革：开设综合活动课。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门课与应试教育的区别。1993年9月，十一学校组建了3个实验班，开设综合活动课，采用学科+活动，理论+实践的方式，改革过于单一的课程结构，注重过程体验，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集体的研究型课程的过程。

　　“当时的应试教育需要改革，孙云晓的文章分析了当时存在的教育弊端，是‘先声’。”李金初说。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夏令营中的较量》为什么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刚刚过上好日子的人们，为什么马上又陷入了忧国忧民的担忧？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1993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推进。太平盛世是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对上世纪90年代的评价。上世纪90年代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的年代，在太平盛世的大背景下，独生子女的父母，大多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在本该是温馨浪漫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备尝社会动荡之苦。改革开放之后，日子好了，特别希望在自己孩子身上得到某种精神补偿。这一代的家长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想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不希望孩子哪怕在最低程度上重复自己的经历。

　　“中国这么大，这么发展不平衡，内忧外患，将来还得有一批有脊梁骨的人，能够肩负起民族希望的人。可是，中国的脊梁骨绝不是风花雪月能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国家教委专职委员林炎志曾在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而同时，由于“文革”中把知识批得一钱不值，并对劳动赋予了惩罚性质。在后来批“左”的时候，一些人把艰苦奋斗等精神也当作“左”的东西否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开始弥补曾经忽视的智育，但由于多种原因，考试、分数、升学指挥了一切，又把品格、意志、毅力、情感等非智力因素冲淡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过度的开门办学，到回到课堂后的封闭办学，应试教育非常严重。“学习集中在考试科目上，考试科目又集中在考点上，虽然孩子们的知识记忆、解题能力不差，但是很难走入社会。”李金初回忆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太平盛世也要高唱慷慨悲歌，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孙云晓也是这样的观点。从1972年就开始做教师的他，也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孙云晓看来，女儿身上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弱点，“比如胆小、很少劳动、依赖性强”，而且孙云晓发现“教育起来非常困难”，在采访夏令营的带队教师、小营员的过程中，孙云晓发现女儿的弱点，在这一代独生子女中有一定的共性。揭露教育隐患成了孙云晓的初衷。

　　除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隐忧，夏令营发生的时间也比较特殊。

　　“夏令营的时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但当时的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感情，又非常微妙。”陈锐军说。这一点，关萌萌也深有体会，在草原夏令营中，孩子们需要向当地牧民借水，“日本孩子一般都借不到水，老乡不借，都是我们借了水，给日本孩子带回来。”

　　“1992年的时候，孩子们基本上没有走出过国门，在国际活动中非常被动，我们的组织经验也不丰富，夏令营中基本上都是日方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没有主动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相关项目负责同志回忆说。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突然理解了别人走得更快，这也是文章当时会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何平平这样分析。

　　12岁的关萌萌也感受到了这种差距：“我们第一次见到专业的背包，第一次见到帐篷，第一次见到不漏水的专用水壶，见到日本孩子往水里放药片净化水，我们都傻了。”一直呆在北京，觉得北京发展非常不错的关萌萌，在夏令营结束后回访日本时，同样被日本当时的发展所震惊：“大巴上还有厕所！新干线好快啊！”刚刚打开国门的我们突然发现被自己称为“小日本”的国家，竟然发展得这么快。在当时，这是不少中国人难以接受的。

　　“《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大讨论，在于它拨动了一根弦，当时大家对中国的教育，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有问题，但是找不到突破口，潜在地积聚了很多能量。正好《夏令营中的较量》给了大家一个爆发的突破口。”陈锐军说，“这篇稿子融合了对教育欠缺的思考，融合了对下一代的关心，也还有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竞争，两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也就是说，它包含了对教育本身、近现代史以及一点点政治的因素，如果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引不起全国的讨论。”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讨论

　　16年过去，《夏令营中的较量》的讨论早已尘埃落定，大多数人对当时的讨论都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但很快又会被别的话题转移了注意力。当时的讨论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今天还有较量吗？

　　“《夏令营中的较量》是对教育思想的深刻反思，我们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生存技能、人与人相处的能力、对环境的认识等方面的素质，这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夏令营中的较量》当时对教育的反思，打开了新路子，有伟大的意义，同时，在我们漫长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它又是一个小的环节。既伟大又渺小，可贵的渺小。”陈锐军说。

　　何平平认为，当时是把正常的问题上升为教育问题。当我们有了开放的心态，可能会觉得当时是一种现代版的杞人忧天，现在再出现这样的夏令营，很难再像当时一样引起全国的大讨论。他相信他文章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孙云晓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16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可是教育危机的存在并非杞人忧天。比如，还有多少中国的学校敢于组织中小学生去社会实践？去远足或去参加夏令营？而日本全国性的中小学生的修学旅行和野外探险等活动几十年坚持不变，这难道不是差距吗？许多中国父母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这不是教育荒废的宣言吗？

　　“现在想来，孙老师的那篇文章太及时了，它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教育问题。”现在，关萌萌在北京的望京实验学校做教师，回忆起夏令营大讨论，关萌萌一直说自己非常幸运：“虽然我们曾经承受的压力很大，当时觉得很委屈，现在我觉得自己又是何其幸运！我们最先接受了检验，我们在夏令营中体会到了教育的差距，我们从夏令营中学会了把自己处理得很好，我们开始对自己有信心。”

　　关萌萌在23岁那年9月份结婚，10月份就报名去新疆和田支教，成为50人的团队中最小的支教教师。学校组织春游，关萌萌会选择带孩子们走完景点，20个人的队伍走了4个小时，虽然最后的奖励微不足道，但是孩子们却很高兴。“在小事情上的体验，会给孩子们很深刻的记忆。”关萌萌说。

　　如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国际青少年草原探险夏令营”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成功举办了16届，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在夏令营中培养了吃苦的精神，得到了意志的磨炼。

　　2007年8月1日，时隔15年之后，第十六届国际青少年草原探险夏令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举行。日本蚂蚁蟋蟀学校、韩国青少年院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近60名青少年参加了草原徒步行走和野外宿营。这一次，杨金华是副领队。

　　两次带队，杨金华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孩子们的交流多了，合作也多了，非常能吃苦，一个也不掉队。夏令营的目标也更加人性化，都是为了促进友谊。”

　　现在，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中国孩子已能自如地和外国朋友交谈，也更多地走出国门，参加各种涉外活动。在各种活动中，孩子们用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面对国际活动，大家更看重的是自己代表着的祖国。

　　对于当年的那批“80后”，陈锐军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石原慎太郎是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发表过不少冒犯中国的言论。但是北京奥运会期间，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石原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这些为奥运会义务服务的志愿者亲切而有礼貌。石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拥有梦想，让人充满期待。

　　北京奥运会，陈锐军也到北京观看过几场比赛，相比赛事，“80后”的奥运志愿者更让陈锐军印象深刻。“‘80后’的奥运志愿者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给国家长了脸。”陈锐军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