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武汉,从时间上说,属于中古与现代之间的近代。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此时社会风俗的膻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方面古老的传统习俗拼命要保住地盘,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习尚在艰难地夺取阵地。守旧势力与革新势力激烈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古老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社会风尚的并存与杂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改为“天地国亲师”,“国”字取代“君”字,表示共和战胜了君权,但照样“早晚一位香,晨昏三叩首”地供奉着,显示了旧习尚的顽固性。于父母之命外,征得子女认可后始通媒构的“允诺婚”则是包办婚姻与自由婚姻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通俗以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新旧参用,官民各分”.把新事物变得合于传统,把旧习俗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造成社会风俗演变中许多新旧杂揉、土洋掺半的现象,恐怕是过渡时代之所难免。从空间上说,武汉是位于东南沿海与内陆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又是位于外部世界与内地农村之间的中心城市,这就使它在风俗演变过程中起着一种桥梁作用。由于受外洋习俗的影响和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风俗膻变的带动,武汉在社会风尚的开化方面往往走在全省前头,并以自己的社会风俗改革为全省树立了榜样。近代水陆交通网促进了商品流通、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使得武汉地区出现的新事物、新风尚比较迅速地呈幅射状向四周中小城镇及农村传播,其影响力随距离的延伸而由强变弱。如《麻城县志续编》记载,该县一些地区,“与武汉交通便利,似觉开通,而奢靡之风亦渐儒染,但乡间普通人民淳朴者尚居多数”.此外,武汉社会风俗演变的速度和程度,远远不及上海、广州等滨海口岸,但又为沙市、宜昌及各县镇、农村所远远不及。这也是空间上过渡特征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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